讲堂丨班建武：德育理论与实践如何对接——一种基于循证的德育诊断理论与实践
*本文由作者2020年8月18日于华中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举办的“面向未来的德育变革”研讨会上所作的题为“德育诊断：一种基于循证的德育中观理论”的讲座内容整理而成（题目有改动）。
现在的德育研究，不管是从规模还是从数量的角度来看，应该说已经比过去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但让德育研究者比较尴尬的一个事情是，虽然我们的德育研究在不同的领域都有了很多理论上的探索，可是从实践的期待来讲，人们对于德育理论的实践指导力却有很大的质疑，很多德育理论看起来特别美好，可在实践中却很难应用。是什么导致了德育实践对德育理论和德育研究的疏离？或者说，德育理论怎样才能更好地应用于实践？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古老却又常谈常新的话题。相比于其他领域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而言，德育领域中的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更值得每一个德育研究者高度关注。因为德育相比于教育社会学等教育学科而言，天然与实践就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德育本身就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实践范畴或工作内容。因而，有关德育的研究，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形而上的理论建构，还需要对德育实践的重大关切问题有所回应。
01德育研究：
question还是problem？
德育研究毫无疑问都是指向特定问题的。但是，我们说的研究问题，到底是question意义上的问题，还是problem意义上的问题呢？实际上，不同的研究问题取向，将会导向不同的德育理论形态。如果研究的是question意义上的德育问题，那么，基于这样的问题所进行的德育研究最终目的是要回答（answer）它，其所对应的德育理论形态主要是以对问题的回答为旨趣，诸如关于事物的本质是什么、有什么功能之类的问题，都属于question意义上的德育理论研究。这样的研究一旦实现了对问题的一种理论自洽的回答，其任务就结束了。但是如果我们面对的是德育领域里面所谓的problem的这类问题，也许我们的研究目的就是要解决（solve）它，而不是回答（answer）它。
作为高校或者研究机构里面的德育研究者，很多时候我们的研究可能是偏向于question意义上的研究，即我们更多的是对德育问题的本质、本源、价值和意义等问题的研究。可是从实践的角度来看，现实的德育工作者可能更多关注的是problem意义上的研究，因而其所期待的是有关这些问题的具体解决路径或方法。以这样一种思路来看德育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我们就会发现，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对于德育问题的偏好是存在一定的错位的。
前者关注的是question意义上的问题，因而其理论更多的是描述性和解释性的；
而后者更在意的是problem意义上的问题，因而其理论期待则聚焦于行动性或操作性。
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德育理论层出不穷，但是相应的德育实践却似乎没有因为这些理论的出现而有多大的改观。也就是说，德育实践的进步和德育成果的积累，它们之间的关系似乎并不是一种非常明显同步增长的关系。那么，通过怎样的方式能让德育研究的成果和德育实践的发展，相对来讲是一种齐头并进的关系呢？
02德育诊断：
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新路径
在我看来，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一个可能的出路就是德育诊断。诊断这个词很明显是一个医学的概念。如果从实践改进的角度来思考现有的德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德育实践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临床学的特征，即德育实践归根结底要致力于学校德育功能的完善和优化，归根结底要致力于学生品德的提升。德育的实践与医学的实践有一个共性的地方，都是要对其实践对象的发展有所改进。诊断这样一个概念，可以比较好地把我们关于德育的一些基本理论研究（我把它叫作相对宏观或者是上位的德育研究）和具体的实践结合起来。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医生的诊断流程窥见一二。医生在诊断病人的时候，必须依据一定的标准或者程序来对病人的状况进行判断和处理，而这些标准和程序，源于对医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应用转换。因此，诊断当中必然要以扎实的理论研究为前提，否则就无法操作，而诊断所要面对的对象又是一个特别实践的对象——病人。由此可见，诊断本质上是一种理论和技术有机融合的新型理论形态。我将这种蕴含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成果称为中观理论。这种中观理论不同于过去所谓的宏观或者是上位的基础德育理论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它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但是，这种理论中包含的技术又不完全等同于一种纯粹的经验，它又有着自觉的理论指导。这样一种中观理论的德育研究，可以较好地实现德育理论与实践的充分融合。这应该是当前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
实际上，“诊断”由“诊”和“断”这两个字构成。所谓“诊”，它的基本意思就是事实判断。比如说，医生首先要做的就是对个体的生理机能作一个事实判断，了解个体的身体状态是否正常、是否健康。在这个事实判断的基础之上，医生会依据一定的标准作出行动决断。也就是说，医生在基于个体的事实判断的基础之上，会给患者开出一张如何改进的处方，这是“断”。它不同于我们过去所讲的德育督导或者德育评价。德育督导或者德育评价更多的是把重点放“诊”这个问题上，也就是事实判断上，重点就看这个学校德育现在做得怎么样。可是至于后面怎么“断”，即学校德育具体改进的路径是什么等现实问题，可能就不是它关注的重点。这就使得德育督导或德育评价对于学校德育来讲，缺乏具体明晰的改进路径。
那么对于德育诊断来讲，到底要“诊”什么？要“断”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与我们对德育的认识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德育是由“德”和“育”这两个基本概念构成的。“育”指的是德育的过程或者是组织方式，“德”更多的是一种结果层面的东西，主要体现为学生的品德素养。前者主要指的是德育的过程，而后者则主要指的是德育的结果。基于此，德育诊断可以从过程和结果两个维度进行。
从过程的角度来看，我们首先必须明确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学校德育它到底存在哪儿？这个前提性的问题把握不清楚，针对过程的德育诊断就无法开展。在这方面的话，基本上我们会认为学校德育主要有直接德育、间接德育或隐性德育、显性德育等不同德育形态。只有对德育的不同形态进行划分，我们才可以对它的组织形式或者过程有一个把握。
如果从结果的角度来看德育诊断，我们需要明确作为德育结果重要载体的学生品德素养与德育过程更多的是一种非线性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学生的品德最终是什么样的，学校德育只是影响因素之一。所以去“诊”学生的品德发展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根据学生品德发展的现状去判定学校德育的有效性，因为媒体、家庭等因素都会对学生品德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
基于此，相比于医学意义上的诊断，德育诊断更注重对过程的诊断，因为对于学校而言，其德育过程是相对好把控的。
03循证德育：
德育诊断的标准来源
不管是“诊”还是“断”，这里涉及一个前提性问题，就是“诊”和“断”必须有一个依据，否则的话，“诊”和“断”就很难来进行。
所以在解决了“诊”什么、“断”什么的基础之上，接下来就是如何“诊”和如何“断”的问题。很多时候，社会包括我们自己都会说学校德育实效性不高，但是这个高或者低，我们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再比如，一轮又一轮的学校德育课程改革，它的育人效果是高还是低？我们的依据是什么？很多情况下，我们在作判断、作评价的时候，依据更多的是一种直观的经验，或者说是一种思维的惯性。包括“断”也是一样，我们经常说学校应该如何，但是这些建议的有效性如何？我们只是原则性地提出学校或者是德育应该怎么样，但是这些德育改进的策略，它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经过一个相对科学的检验的。而我们现在在理论上所提倡的某种德育方法，也缺乏对它的普适性和推广性的研究，即缺乏相对科学的研究数据来检讨某种德育方法的得失。所以德育诊断最重要的就是要解决诊断依据或者标准的科学性问题。
在这方面的话，我觉得循证医学或者是循证实践所提出的循证概念，是一个特别好的去思考如何提升德育诊断标准或者依据科学性的重要方法论。循证的英文单词是evidence-based。
循证医学的代表人物是加拿大的David Sackett，他给循证医学下了一个定义：慎重、准确和明智地应用当前所能获得的最好的研究依据，同时结合医生的个人专业技能和多年的临床经验，考虑病人的价值和愿望，将三者完美地结合制定出病人的治疗措施。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循证医学强调三个方面：证据、临床经验、病人意愿。协和医科大学的刘晓清教授认为，所谓的循证医学，它不是一种新的学科，也不是一种方法，它更像是一种理念，或者是实践模式，它主要就是解决很多的临床医生从经验性的手段去处理病人的问题，缺乏对于病例的一种文献学的或者是具有科学证据的研究成果的支撑。我觉得临床医学的现实情况特别像现在的德育实践。
现在很多德育工作者，虽然在实践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这些经验基本上都是一种个性的探索，缺乏科学的证据支撑，导致经验的可推广性差。此外，你如果问教师的德育工作为什么这么做，他会告诉你因为看到别的教师都是这么做的。所以我觉得循证这个概念，对于提高德育实践的有效性、增强理论和实践的联系，有着很大的帮助。
循证医学现在在英美国家的教育应用比较多，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循证教育或者是循证教育学。美国教育研究院的第一位所长Whitehurst，特别提倡教育应该用循证的方式进行。他把循证教育分成了两个维度，一个是专业智慧，另一个是经验证据。
专业智慧是教师个人的专业素养，包括教师的从教经验以及这个圈子里面所形成的一些基本共识；
经验证据就是专家学者在科学研究当中所积累和发现的那些成果。
循证教育就是要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作为教育或者教学实践的一个基本依据。
因此，循证教育特别重视证据的质量。在美国的循证教育系统里，循证教育的证据分为6个等级，包括Ⅰ级：随机对照试验；Ⅱ级：对照研究（准实验）；Ⅲ级：前后对照研究；Ⅳ级：相关性研究；Ⅴ级：案例研究；Ⅵ级：趣闻轶事。证据最高的等级就是通过随机对照实验所得的证据，最低的等级就是所谓的趣闻，或者道听途说的东西。教师在教育教学时，应该根据证据的等级来确定行动的优先性。循证教育主要是通过两个主要路径来具体实施：第一，利用全球现存的教育研究或者文献的证据；第二，对目前缺乏或者是有疑问、不确定的弱证据，产生可靠的证据。
因此，用循证的思路来看待德育诊断的话，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有效德育之类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主要就是将那些经过科学检验的有效的德育方法、途径等，分门别类地收集起来，供相关专业人员和实践工作者处理相似问题时参考使用。这实际上就是要建立一个有效德育的证据库。我们现在的德育理论很多，德育实践经验也不少，现在迫切需要做的就是怎样把这些已有的成果和经验用一种科学的方式利用起来。也许，我们需要对这些已有的东西进行系统的综述或者是元分析，来找到现有成果当中最佳的证据，把它放到数据库里面去。这样的话，这个数据库就能够为德育诊断提供很好的标准或证据依据。
此外，我们在培养或者是培训德育工作者的时候，要提高他们的循证德育能力。如果参考美国的标准的话，教师的循证德育能力实际上是5个“A”（Ask，Access，Appraise，Apply，Assess）。具体来讲就是：第一，能够提出一个问题；第二，能够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寻找到最佳的证据；第三，对这些证据进行评估；第四，实践应用；第五，再反思评估。
实际上，基于循证的德育诊断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现实张力，比如，科学与价值、技术与艺术、程序与主体等等，这需要在具体的过程当中作进一步的思考和平衡。总之，德育既要顶天也要立地，而德育诊断则是充分实现德育顶天立地的一种理论探索和实践尝试。随着这一领域探索的不断推进，德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也许会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共赢。
◆ ◆ ◆ ◆ ◆
【作者：班建武，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来源：《中国德育》2020年第19期】
【责任编辑：李 敏】
【微信编辑：宋 芳】
声 明
本文系原创文章，版权属于本公众号所有，欢迎转发到朋友圈，转载请联系后台。
点击“阅读原文”订阅2021年杂志